06:专版总第3347期 >2021-04-30编印

追寻光辉足迹 鲁北晚报党史学习教育系列报道②
“两广纵队”在渤海区的日子
刊发日期:2021-04-30 阅读次数: 作者:晚报记者 李海静 通讯员 耿健 路洁  语音阅读:

滨州作为渤海革命老区的中心地带、渤海区党委机关驻地,拥有丰富的红色革命历史文化资源。党组织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长期革命斗争活动中,在我市各地留下了许多革命遗址遗迹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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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,全市各级各部门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。鲁北晚报推出党史学习教育系列报道“追寻光辉足迹”,选取我市具有代表性的红色遗址遗迹,结合知情人口述,娓娓道来一个个激情澎湃、感人至深的红色革命故事。营造浓厚氛围,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、深入基层、深入人心。

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,“两广纵队”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一支特殊的部队。

那么,“两广纵队”是由什么部队发展而成的呢?参加过什么著名的战役呢?后来又去了哪里?现如今他们的后人是什么样子呢?

近日,记者走进三河湖镇,采访了张德志、张德清以及戴长云三位老人,听他讲述关于“两广纵队”在渤海区的日子里发生的故事。

“两广纵队”的历史背景

1946年7月,当时活跃于广东地区的多支革命武装,搭乘美国舰船转移到了山东解放区,被划归新四军兼山东军区领导。这些革命武装分别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、珠江纵队、韩江纵队和粤中纵队,以及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部分人员,将近有2500多人。

到了1947年3月,在华东野战军正式成立之后,决定以东江纵队为基础,组建“两广纵队”,隶属于华东野战军战斗序列。由于“两广纵队”的筹建过程较长,直到1947年8月,“两广纵队”才在渤海区滨县曹家桥村正式成立。因为此前活跃于广东,而且战士大多都是广东和广西籍贯,所以称之为“两广纵队”。

当时“两广纵队”的战斗序列之下一共有三个团和一个教导总队,总兵力4800多人,由曾生担任纵队司令员。

1947年11月6日,“两广纵队”在滨县龙王庙村召开反攻誓师大会。10日,“两广纵队”司令部率第二、第三团和教导总队,由滨县出发,经惠民、商河、临邑、平原越过津浦路转战于鲁西南地区,配合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、晋冀鲁豫野战第十一纵队等部在鲁西南地区作战,后又相继参加了江淮、南麻、临朐、诸城、豫东、济南、淮海等战役,配合主力兵团作战,共歼国民党军5000余人。在此前后,还抽调部分干部先行南下,加强广东的游击部队。

“两广纵队”在渤海地区生活、战斗了一年多的时间。他们的孩子大部分都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出生,那时炮火连天,枪声不断,幼小的生命与“两广纵队”的命运相连,长途行军,缺医少药,可以说那段时间是最艰难的时期,最动荡的时期,是战火硝烟最激烈的时期。但“两广纵队”把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带到了渤海区,加深了军民鱼水情谊,受到了驻地人民的高度赞扬。

老党员们的“童年记忆”

今年87岁的张德志说,“‘两广纵队’来我村我才12岁。因为他们居住在邻居张德清家里,所以能经常见到。还记得军队干部纪律性非常强,绝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,给他们送挂面送蔬菜他们都不要。其中有一个干部叫张登文,他很喜欢小孩,会经常逗我玩,还送给我一个弹壳。这段故事现在除了我估计也没人记得了,也是一直深藏我内心深处的一段往事,它让我从小就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。”

83岁的张德清告诉记者,“那年我才8岁,有一对夫妻和两个男的住在我们家,那时他们每天天一亮就起床,帮助我们打扫院子,早晚各一次,从不给我们添麻烦,还会送我一些零食。”

谈到这里张德志突然记起,“后戴村戴学军和高希英家有‘两广纵队’留下的儿子叫赖鲁滨(原名戴长作,小名富贵)”。记者随即联系了三河湖镇相关负责人胡德民,帮助联系到了后戴村的戴长云。

戴长云——戴学军的侄子,1947年生,比赖鲁滨小几个月。“我是和富贵哥一起长大的,小时候我们一起刨茅根、挖草根、掏鸟窝。后来回到父母身边后,为了纪念在山东滨州这永远割舍不掉的情谊,他就自己把名字改成了‘赖鲁滨’。富贵哥,他打小就爱好学习,现在已经是国家干部了。如今虽然距离比较远了,但他也不忘跟我们时常联络。”戴长云讲起“富贵哥”就十分的兴奋。

刘宛和她孩子的故事

说起赖鲁滨的历史,还真有一段有意思的故事。据史料记载,东纵北撤山东后,刘宛(赖鲁滨生母)跟随“两广纵队”在电台工作。解放济南前夕,为了不影响战斗,她毅然将出生不到三个月的儿子赖鲁滨送给了山东滨县农民戴学军、高希英夫妇抚养。戴家原有两个孩子但都不幸夭折了。赖鲁滨来到戴家后,就成了全家的欢乐与希望,一家人待他亲如已出。没有奶吃,高希英抱着他走街串户找奶吃,村里年轻的妈妈都给他喂过奶,所以,小鲁滨是吃百家奶长大的。1953年,在武汉工作的赖仰高(赖鲁滨生父)、刘宛,派了个参谋将赖鲁滨和他的养父养母接上了庐山。

住了一段时间,刘宛、赖仰高以为他们同意把孩子留下了,于是再派人送他们回山东。回山东的路上,高希英痛哭不止,想了好几天,他们认为交给他们抚养的孩子不该要回去,遂请了一个本村的教书先生写了厚厚的一沓状纸,要把孩子争回来。

在那段时间里,高希英每隔5天就向县里递一次状纸。四邻的乡亲劝她,县政府的人也劝她:“孩子是人家生的,就算了吧!再说人家是老红军,这个状哪能告得赢?”但高希英说什么也不听。

后来朱总司令知道了这件事,他十分感慨地说:“我们这些老同志,当年南征北战,不得不把自己的儿女交给老百姓抚养,如今解放了,把他们接回来,按说是合乎情理的。可是老百姓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,收养并抚育了我们的孩子,这感情确实割不断呀!能不能先把孩子送回去,等孩子长大了,由他自己去决定吧。”正在左右为难的赖仰高、刘宛听了这个指示后,立即照办了。

赖鲁滨回到村里那一天,全村像过年一样热闹,一时间,“朱总司令判子归百姓”的故事传遍方圆数百里。10年后,村里人又哭一程送一程地把赖鲁滨送还给亲生父母。

据戴长云回忆,赖鲁滨回生父母家后,仍旧长期与养父养母保持亲密的往来联系,并每个月寄送抚养费。如今,赖鲁滨的养父母都已过世多年,但戴长云和三弟仍与赖鲁滨长期保有联络,并说,“这是永远断不了的‘兄弟情义’”。

 感谢:中共滨州市委党史研究院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中共滨州市滨城区委党史研究中心